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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近现代回族史上回教团体派遣的留埃学生共6届33 人,33人在当年中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中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即使依1936年编制的英文版《中国年鉴》公布的中国穆斯林统计人口数48104240人,这33人也可渭是沧海一粟。但这33 人,用他们的信仰、人品、学识创造了近现代回族史的辉煌:

    1.他们是中国回教社团派遣留埃学生的先行者。创建了中国留埃学生部,以其聪明才智和对知识的勤奋追求赢得了爱大当局的赞誉,也为当代中国留埃学生打下良好的基础 。

    2.他们是中埃民间外交的开拓者。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埃友好协会创立,在开罗他们广交朋友,向当地学者介绍中国回教概况和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情况,为中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

    3.他们是中埃文化交流的使者。马坚先生将《论语》译成阿拉伯文,马继高先生将叶圣陶先生的《稻草人的故事》译成阿拉伯文,庞士谦阿訇用阿拉伯文撰写了《中国回教》,海维谅先生用阿拉伯文出版了《中阿关系史》,以及庞士谦阿訇受聘在爱大做东方语讲座等,为埃及和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亦为当代中埃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础。

    4.他们的译著丰富了中国回族和伊斯兰文化的库藏。据不完全统计,几十年中留埃学生的各种著译约百种,其中:

    伊斯兰典籍类:有《古兰经》汉译本三部.即马坚先生的《古兰经》汉译本、马金鹏先生的《古兰经译注》和张秉铎先生的《古兰经》汉译本。圣训经有两种,即马宏毅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和庞士谦阿訇的《脑威四十段圣谕》其他还有纳忠的《伊斯兰教》、马坚的《回教教育史》、《回教真相》、《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教典诠释》、《伊斯兰哲学史》,林仲明的《回教历史教科书六庞十谦的《回教法学史》等。

    史学类:马坚的《阿拉伯简史》、《阿拉伯通史》、纳忠的《回教与阿拉伯文明》、《黎明时期回教学术思想史》、《近午时期回教学术思想史》,《回教政治史》《回教诸国文化史》《阿拉伯近现代史》、《埃及近现代简史》、《阿拉伯通史》、王世明的《埃及独立史》、海维谅的《中阿关系史》、定中明的《回教黎明史》、熊振宗的《中东回教诸国简史》、林兴智的《回教遗产继承法》等;

    文学游记类:纳训的《一千零一夜》、马俊武的《哈伊·本·耶格赞的故事》、熊振宗的《两狼故事》,林兴华的《卡里乃和迪木尔》、马金鹏的《伊本·白图泰游记》、刘麟瑞的《土地》等。

    汉译阿拉伯文类:马坚的《论语》、马继高的《稻草人的故事》、刘麟瑞的《西湖民间故事》、《子夜》、《北京的传说》和《家》、《春》、《秋》等。

    此外,庞士谦、马坚、纳忠、马金鵬、金子常、熊振宇等人还分别翻译过《穆罕默德传 》。

    6.他们是中国阿拉伯语完成从中等教育进人大学教育的奠基人、耕耘者。阿拉伯语教学在中国从经学教育到大学讲堂,经历了三个阶段,走过了50多个年头。1925年新式伊斯兰教教育兴起前.在清真寺,改良后的经学教育里一些开明阿訇在教经过程中已注意到阿拉伯语的实际应用(如笔译),这方面张子文、达浦生、王静斋,杨敬修、张鸿韬等阿訇不但注重实际,还编著了新课本,如杨敬修的《中阿初婚》等。

    1925年成达师范学校创建后,阿拉伯语教学在中国进入中等教育阶段。教学中聘请、吸收了张子文、王静斋、杨敬修、张鸿韬、马自成、庞十谦等新型阿訇。1932年后,又聘请了两位埃及教授授课,教材方面编制了新的《初级阿拉伯语》、《高级阿拉伯语》、《文法读本》和《教典教材》等。1934年,在马自成阿訇的主持下,制定了中国阿拉伯语教学史上第一份教学标准一一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回文课程标准。1936年成师派赴爱大留学生陆续回国,成为该校阿拉伯语教学主力,金殿桂、马金鹏、张秉铎、韩宏魁四位归国学子组成了中国阿拉伯语中等教育的最强阵容,张秉铎、马金鹏分别担任过该校阿拉伯文专修班主任。成达编制的阿拉伯语教材和制定的教学标准,一直被中国各回民学校,如重庆经学研究班、北平回教经学院和北京回民学院等使用至四1953年。

    这支33人组成的回族精英团队,各成员间,由于信仰上的差距,政治观点不同,能力的大小、水平的高低和寿数长短的不同,

    在近现代中国回族和伊斯兰教史上演绎了不同的人生。历史诉说着他们的沧桑

    金殿桂先生,抗日战争中参加甘宁青抗日救国宣传团积劳成疾J939年归真,年仅28岁;韩宏魁先生,1944年成达师范学校向重庆迁移途经贵阳,为保护学校资金被土匪杀害,年仅35岁;张有成、金子常两位阿訇,不忘出国求学初衷,不为名、不为利,终生服务中国伊斯兰教,在1958年宗教改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但毫不动摇,堪称信仰楷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王世明、定中明等一部分留埃学生迁往台湾,与大陆学友分隔近50年。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两岸学友出席同一国际学术研讨会,相见却不能相认,实为人间悲剧。

    1957年反“右”扩大化,庞士谦、张秉铎两位被错划为右派,另一部分留埃学子虽未被划人右派,却成了内部控制使用人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无一例外地受到冲击、批斗、劳改。马宏毅先生就是在这场运动中去世的。

    他们中小部分人,因客观条件所限,未能获得发挥聪明才智的空间,如沙国珍先生等,留下永久的遗憾。

    80年过去了,斯人大都故去,由33名留埃回族学生组成的舰队,离我们渐远,他们的形象在人们的记忆中日渐模糊,但他们留给中国回族的文化遗产是丰厚的,留给后来者的思考是深邃的,留给我们的榜样力量是无穷的。他们人生中所折射出来的爱资哈尔气质和为国家、民族和中国伊斯兰教奋斗终生的精神,将激励新一代留埃回族学生沿着先辈开创的道路,为振兴国家、民族而努力奋斗。

    这才是纪念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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