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1979年伊朗发生的伊斯兰革命感到惊恐不安，不仅是由于他们未正确了解和认识伊朗社会内部实情、国内活动、政治文化和思想方式引起的，而且他们在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中发生争斗亦加剧了这种不安。伊朗作为最大的拥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国家之一，同冷战时期两极中的一个军事大国有长达2500公里的共同边境线，伊朗作为最强大的伊斯兰思想文化中心之一，在伊斯兰地区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它在最敏感地区西方特别是各大国家生命攸关的安全利益方面占有无可比拟的战略地位。西方与伊朗对立的因素很多且错综复杂，无法考证双方何时开始对峙，无论在革命之前还是革命之后，西方同伊朗的冲突和交易的强弱程度完全取决于这些因素。

纵观以前发生的各种变革和考查伊朗现代史均可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在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西方和大国在行动上已失去直接干涉伊朗社会发展进程的特权，甚至严重影响了边缘角色的利益。比如，以前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百分之八十的石油进口由伊朗保障，现在双方无论产生任何分歧都会给该政权的经济以沉重打击。另一方面，该政权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军事盟友，特别是伊朗针对巴勒斯坦问题采取新的政策，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消灭以色列后，导致以色列的纲领和政策混乱。《耶路撒冷邮报》就此写道：“国王的垮台不仅对波斯湾的政治地位产生了影响，而且打破了该地区的力量平衡。”

伊斯兰革命在伊朗发起的原因众说纷纭：少数人认为，伊朗已具备发动革命的条件。而大多数人认为，根据伊朗现有的军事力量，这场革命掀起的波浪最终会风平浪尽。换句话说：这场革命不会产生太大的效应，因为巴列维国王政权在中东对于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来说是一座非常安全的岛屿。在瓜德罗普（guadlup）会议之前，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大国、英国和法国尚未料到巴列维政权会垮台。因此美国时任总统杰米·卡特在几个月之前还称伊朗王国是“安全之岛”。另外，美国时任国务卿也发表声明：明确表明了美国反对伊朗人民的革命行动和公开支持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王朝政权的立场，他们确信伊朗革命者的胜利最终将导致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自由主义的西方在抵制共产主义的东方时，主宰了竞争国的全部思维模式，西方的错误分析和评估造成两极社会对许多现实问题都作出截然不同的决定和采取相反的举措。

在这种国际秩序下，根本想不到一个野心勃勃追求时髦的政府完全能够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融洽相处，但是却无法抵挡伊斯兰革命的浪潮，结果轻易地在短时间内在革命潮流面前就范。伊朗历1332年5月28日（公历1953年8月19日）伊朗发生政变之后，美国极力插手伊朗内政企图挫败各种旨在扩大苏联影响和开展其它各种反西方运动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伊朗的势力。

伊朗拥有的丰富能源，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的明显的地区地缘政治特点，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对中东和波斯湾地区采取政策时，对具有优越战略地位的伊朗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政策。

同苏联这样的大国接壤，本身就具有成为地区大国的潜力，加之西方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倾向举措促使伊朗成为执行美国在本地区政策的合适对象。美国除了实现其诸如抵制共产主义渗透，长期保障从西部地区进口廉价石油，保护西方在该地区的保守政权和盟友等目的之外，还物色某些地区国家作为实施自己有关建立地区力量平衡，保障西方以及战略伙伴如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利益的政策的主要基地。

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越南危机后，美国政治家开始为实现自己的区域目的寻找出路，美国直接参与战争的行动，则为其他国家创造了加强地区民族主义感情的机会。此事在尼克松或加瓦姆（gawam）著名理论框架内彰明较著，伊朗和沙特两国由于特殊原因而充当完成这种使命的轴心国。在伊沙两国的竞争中，伊朗占优势，其力量超过了沙特。于是实施上述理论的主要使命交给了伊朗，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福特和卡特时期，（伊斯兰）革命胜利后，这一战略以失败而终结。

无疑，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逃离伊朗之后，伊玛姆霍梅尼回国，世界各国的政界，包括各个国家、国际组织、各国公司、新闻媒体都不得不在政治领导格局中作为不可否认的事实相信这一非常伟大的事件。但不同的立场和行动以及某些大国的对立说明他们惘然不知所措和计划的失败，他们最初做出的敏感立场反映了伊斯兰革命对他们已产生影响。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对宗教文化、传统民族价值观产生的作用是西方世界完全始料不及的。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体验过许多意识形态如帝国主义、纳粹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然而，在近几个世纪，宗教的作用和伊斯兰政治传统的恢复或换句话说所谓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其他诸如圣战、终审、殉教、忠心追随伊玛姆等事件对西方来说根本不能接受。在此之前，西方对伊斯兰世界和穆斯林国家最大的担心是民族主义运动和开明知识分子运动。

伊斯兰革命对恢复伊斯兰价值观和提高穆斯林觉悟方面产生的最重大影响就是提高了伊斯兰政治思想。很多人认为原本已淡出历史舞台的伊斯兰，现在借助强大的革命核心和超越民族界线的潮流正在东山再起，奔腾向前。实际上，伊斯兰革命的胜利表明：各种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现代化的发展，不仅没有走到尽头，反而作为将人类从压迫和不义中解救出来的最重要的途径而重新复兴，它使脱离精神文明追求物质享受的世界停滞不前，并在使人类摆脱殖民主义国家枷锁方面开启了宗教精神信仰之窗。

伊玛姆霍梅尼作为宗教思想的倡导者和复兴者，其作用非同小可。很多西方思想家、东方学者、伊斯兰学者、社会学家都承认他是最伟大的伊斯兰思想和价值观的恢复者。从19世纪到伊斯兰革命运动开始时，伊斯兰革新派、改革派、觉醒派只是将伊斯兰作为一种信仰去宣传，而伊玛姆霍梅尼则在历史舞台上付诸行动，开创了文艺复兴的新纪元。

也许世界穆斯林最关心的重要问题是伊斯兰革命胜利的方式，在革命派的许多书中及其采用的策略中有这样的记载：手无寸铁的人民战胜了全副武装的巴列维政权，那是因为伊朗领袖和人民受卡尔巴拉事件的影响和启迪。他们把国王比作叶齐德，把伊玛姆霍梅尼比做伊玛姆侯赛因，以身殉教是革命领袖们作为隐循伊玛姆的继承人引以为豪的事情。此外什叶派的教法演绎、教法权威等教法规定引起穆斯林特别是伊斯兰世界思想家的重视。

世界穆斯林由于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和伊斯兰价值的恢复而感到强大、自豪和成功，但在此之前由于1972年的石油禁运带来过因亲西方造成失败的教训。同时，伊朗革命第一次成功的将伊斯兰政治社会革命奉献给世界；这场革命是以伊斯兰的名义，是在真主之大的口号声中，在伊斯兰什叶派理论和象征的基础上，在用伊斯兰教义培养的宗教人士的领导下开展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结果全世界穆斯林可以因自己的伊斯兰本质和在长期遭受外界大国统治的地方恢复伊斯兰生机而感到自豪和强大。

另一方面，伊玛姆霍梅尼明确地展示了伊朗的经验，这是作为伊斯兰通往国际社会、政治和思想意识的途径而提出的。他的工作计划是在东方和西方面前在文化和政治努力中团结全体穆斯林，由于在这些努力中取得成功，伊朗实现了稳定，在执行他国在国内外的原则和理想中取得胜利。在全世界的伊斯兰活跃人士可以看到自己同许多有价值的伊斯兰革命原则是协调一致并行不悖的。

在这些原则中可以提到这样几点：

1-  作为生活方式的全部整体重提伊斯兰。

2-  相信这一规律：西方政教分离的模式是伊斯兰社会面临困难，导致社会、经济、军事、政治混乱的起因。

3-  穆斯林在恢复伊斯兰道路上获得成功和力量是在真主诺言和保障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一观点对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来说是唯一的合适的取代物。

• 重提伊斯兰法律，它作为真主的法律旨在建立理想的社会、建立在社会正义和崇高道德基础之上的社会。

5-重提圣战，反对一切偶像，随时准备为真主殉教，这作为唯一的斗争和胜利的途径。